继去年8月在京首演之后，音乐剧《大江东去》近日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再度上演。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一去四载。《大江东去》即聚焦这段历史，着眼于苏轼被贬至黄州期间的心境变化，重述苏轼成为“东坡居士”的蜕变，尝试在舞台上展现其才华、情怀和精神。
音乐剧《大江东去》
仕途失意穷而后工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1101年，从海南赦免北归的苏轼，在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龙游寺看到了好友、著名画家李公麟为他所绘的画像，心生感慨，写下《自题金山画像》一诗，留下脍炙人口的“自我生平总结”。此时的苏轼已年逾花甲，堪堪走到生命的尽头。回首起落坎坷的一生，寥寥四句既有身心俱疲的苍凉自叹，亦有寓庄于谐的自嘲自省。1080年贬黄州、1093年贬惠州、1097年再贬儋州，路途一次比一次遥远，失意如影随形、盘桓不去，却一次次成就苏轼文学创作的高峰。
在黄州，他留下750余篇诗文，《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等成为一代代人反复吟诵的名篇；“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惠州，他在对岭南风物的流连和对荔枝的喜爱里，寄寓着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心境；在儋州，海岛的春意盎然融于“无限春风”，被贬谪的岁月被他视作“奇绝冠平生”……
诗文，是苏轼对凄苦境遇的挣扎与超越，他无疑是中国文人穷而后工的生动写照。如余秋雨所言，他的作品也成为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如富矿经得住反复挖掘
历史名人家喻户晓、人生跌宕，可谓自带大IP属性，历来是文艺创作的优选对象。仅就诗人而言，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故事与诗作都曾被多次转化成舞台作品和影视剧。与他们一样，苏轼同样是一座经得住反复挖掘的富矿。
一段时间以来，以苏轼为主题的舞台艺术作品频频上演。白爱莲导演的京剧《一蓑烟雨》，同样望向苏东坡“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人生阶段，创造性地让苏东坡三个人生阶段直接在舞台上碰面，展现他在生活的困顿和内心的困境中如何超越了自我。沈伟创作的现代舞诗剧《诗忆东坡》，没有直接铺陈苏东坡的具体人生和境遇故事，甚至没有将苏东坡以“剧中人”的形式直接立于舞台，而是舞出诗人东坡的灵魂，彰显他的人格之美、精神之美。
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苏堤春晓》，聚焦苏东坡在杭州任太守期间的经历，力图塑造出一个亦庄亦谐、亦悲亦喜的“北宋公务员”形象。音乐诗剧《人生的盛宴》另辟蹊径，以苏轼的弟弟苏辙作为讲述人和第一视角，展开苏轼的一生。四川人艺创排的话剧《苏东坡》，追溯了苏轼从44岁到64岁逝世期间的人生经历，剧中加入川剧戏曲表现手法，台词交叠采用四川方言与普通话，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点。
此外，曲艺剧《万里归来仍少年》、昆剧《青山许我》、川剧《梦回东坡》、锡剧《苏东坡》、琼剧《苏东坡在海南》等，以或采用全景式演绎或截取人生片段的方式，讲述道不尽的东坡故事。
从苏轼到东坡两小时如何讲清
《大江东去》聚焦的黄州岁月，是苏轼人生的一段重要转折期。这里是他的低谷，也造就了他的新生。正是在黄州期间，他生活困顿，于黄州城东的一块坡地上开垦种菜，从此，“东坡居士”之名走入千百年历史长河。也是在黄州，从“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寂、“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郁结，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雄浑，苏轼精神上的蝶变在这里完成。
开场，阵阵水波声中，苏轼乘着一叶扁舟缓缓驶来。“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他吟咏着途中得见的飘零梅花，自己也沦落天涯，身如飘萍。苏轼与黄州，就这样相遇了。
几把椅凳、一枝海棠、一叶扁舟、一方坡地，为诗人作传的舞台同样弥漫着诗意，宋代山水画风格的舞美设计将淡雅与留白之美融入舞台，形成白描质感的视觉氛围。舞台被分出前后区，前区偏向写意，展现苏东坡的内心世界与诗词意象；后区则偏向写实，再现苏轼开拓荒地等场景。舞台上时而纱幕垂挂，一片缥缈之感；时而波涛阵阵，令人如临江畔；时而躬耕陇亩，一片热火朝天。简约的舞台融写意与实景于一体，滚动的传送带和多媒体投影等现代舞台技术的运用恰到好处，为舞台增添动感和趣味又不喧宾夺主。
无论叙事还是音乐，《大江东去》都足够饱满。舞台上，苏轼到黄州后的重要事迹相继呈现。我们看到他的好友陈季常和马梦得寻友到访，看到徐太守赠地供他开垦，看他寄情山水、饮酒赋诗，看他建雪堂、救溺婴，看他煮“东坡羹”、做“东坡肉”、酿“东坡酒”……那些诗词名作也悉数登场，或被谱曲创作，或融于台词之中。
纵观全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创作者“不止于展示历史，更着意开掘内心”的用意，力求在两个小时里剖析苏轼的精神转变。
然而，这一目标显然不易达成。
苏轼的一生大体为人所熟知，即便一些细节与个别事件并非家喻户晓，借助网络和书籍，也总能获知历史的模样。对艺术创作而言，材料浩如烟海、故事信手拈来，既是优势也是难处。让熟悉的人与事有新意亦有深度，需要创作者拿捏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间的分寸尺度，还需建构起人物、事件、心理、精神之间顺畅圆熟的通路，否则便难免流于表面。毕竟从困顿愤懑的苏轼到豪放洒脱的东坡，这一转变并非罗列诗文、堆砌事件所能完成，止步于情景再现、片段连缀的图解故事，难以塑造出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也无法调动起观众的情感共振与心灵共鸣。
诗词入戏需与人物情境匹配
大起大落、颠沛流离的一生里，尽管自叹“平生文字为吾累”，但苏轼从没有停止思考与创作，文字也成为今人认识他、走近他的绝佳方式。在音乐剧中，诗词又因自带音韵美、文学性与思想性，而成为极适合改编的文本。
《大江东去》中的多首歌曲即根据苏轼诗词创作而成，但整体听来，曲风大多追求恢弘有力，偏重烘托气氛而失于细腻表达，词强而曲弱，令人遗憾。而出现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燃尽半生》，与戏剧情境、情节推进、人物刻画等相匹配，有逻辑、见人物、有情绪，也就颇具动人之力——
面对乳母猝然离世、自身境遇凄凉，苏轼心灰意冷，感觉自己在儿子、丈夫、父亲、兄长、朋友的种种身份中都辜负良多，一时满是迷茫。“不知燃尽半生该去向何处”，他困惑地自问，不解、愤懑、愁苦、不甘，交织累积缠绕不休，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苏轼彼时的心境。
面对岁月风霜的雕刻，苏轼以一种惊人的能量，将人生的可能性不断延展，未曾止息。穿过历史的风烟，在不同的时代、国家和人群中，人们总为其所感动、感染、感召，踏上“重新发现苏东坡”的旅程，了解他何以成为中国乃至人类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之星，他留下的那些精神财富何以抵抗时间铸就不朽。
而这样的发现也让人思考，当我们尝试在今天深入苏东坡的精神世界、与这位千古风流人物对话，要从哪里出发、该以怎样的姿态完成，方能真正与之靠近，避免速朽。（曹雪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