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三叉戟》原著小说作者及同名剧集编剧，吕铮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在《三叉戟2》热播期间，很多观众在重温《三叉戟1》，时常看到“二刷”“三刷”的弹幕，那些交织在案件中的忠诚信仰与市井温情，总能引发观众反复琢磨的兴致。

　　《三叉戟2》以烟火气包裹反诈内核，以幽默消解沉重，让观众在笑声中记住防骗法，成就了动人的反诈课——它并不塑造刀枪不入的英雄，而是讲述一群会疲惫、会较劲、会为生活琐事皱眉的普通人。

　　这份真实感，或许源于吕铮的双重人生轨迹。他在经侦系统扎根二十余年，而作为作家，他坚持用业余时间写下了21部小说，将警队里那些鲜为人知的无奈与坚守，揉进字里行间。

　　近日，吕铮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谈及创作初心，他坦言，正是对警察职业的深切热爱，驱使他持续书写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这份工作越久，越能触摸到社会的真与光”。

　　至于大家关心的《三叉戟3》，吕铮笑说目前尚无计划，他透露正在创作一部名为《双刃剑》的剧集，“肯定会是《三叉戟》的升级版。我自己也非常期待。”

　　越是小案件，越难创作

　　记者：《三叉戟1》于2020年播出，而《三叉戟2》在今年与观众见面，时隔五年。请问《三叉戟2》是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吕铮：《三叉戟2》早在2021年就启动筹备，我们希望《三叉戟》是一部贴近百姓、真实接地气的警察生活剧，不靠惊险猎奇，不靠血腥暴力。第一部聚焦P2P和非法集资等犯罪，第二部选取传销、养老诈骗、网红美容贷、AI电信诈骗等题材，都贴近百姓生活，希望让观众在观剧的同时也能受益。

　　记者：《三叉戟2》被称赞为非常好的“反诈宣传片”，这是不是在创作开始时就有意为之？

　　吕铮：是的。国家反诈宣传力度很大，我们也在思考能否通过《三叉戟》，把反诈知识深入人心，让观众有所触动、有所收获？我们希望《三叉戟》系列不仅好看，还能多一份社会意义——清晰展现骗子的套路，让观众看清骗术、提高警惕。老实说，《三叉戟》创作很难，它聚焦小案件，而非惊天动地的大案。但只要能让观众多一分警觉，哪怕只是微小的触动，也是善莫大焉。

　　记者：《三叉戟2》中从“大背头”“大棍子”和“大喷子”这“老三位”去旅游时发现了传销，又从体检免费送鸡蛋，延伸到了“以房养老”的骗局，这些案件层层勾连环环相扣，请问您是如何设计这些情节的？

　　吕铮：案件层层勾连，是我们创作的重点。有位老师曾说“用一根针挖一口井”。《三叉戟1》的案件按树状结构展开，每破一个小案就像拼起一块拼图，多块拼图形成一个高潮。高潮过后，又陷入困境，再掀起几个高潮，最终汇聚成大结局。《三叉戟2》也沿用了这种形式。筹备初期，我先梳理案例，确定基调，然后以这些案件为主线展开创作。

　　记者：《三叉戟2》延续了第一部的原班人马，呈现出原汁原味的精彩演绎。尤其是陈建斌、董勇和郝平，他们将“三叉戟”诠释得栩栩如生。把他们凑在一起容易吗？他们在拍摄时有没有什么即兴发挥？

　　吕铮：《三叉戟1》虽非热门题材，播出热度却很高，三位主演——建斌老师、董勇老师、郝平老师也收获了良好反馈。因此，提议拍摄《三叉戟2》时，他们一致叫好。拍摄现场，三位老师有很多即兴表演，剧中不少喜剧效果都来自他们的现场发挥或对剧本的灵活演绎，效果出奇的好。每次去现场，我总能发现新的惊喜。

　　从无到有好做 从1变成1.5很难

　　记者：相比于第一部，《三叉戟2》编剧的难度和挑战在哪里？

　　吕铮：其实，《三叉戟1》好写，因为它是从0到1的开创。观众此前很少在影视作品中见过这样的警察形象，亲民又温和，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困境和前史。但是从1变成2，甚至只是变成1.5，就很难。“大棍子”和“大喷子”的故事在第一部已落下帷幕，三人之间的那种微妙抗衡也不复存在。于是，《三叉戟2》只能另辟蹊径，通过人物关系的错位，让角色之间重新“活”起来。

　　“大背头”崔铁军是“三叉戟”的灵魂人物，我们在第二部中让他有了更年期综合征，有了中年危机；还增加了“大棍子”徐国柱和徐蔓之间的情谊；“大喷子”潘江海也有新的故事线，他一心想要升官，却仍未能如愿……这些细节让角色更加立体，也让剧情不再枯燥。

　　《三叉戟2》播放的时候，排在剧集排行的第二名、第三名，而《三叉戟1》也跟着冲到了第六名。这说明很多观众在看完《三叉戟2》后，又回去重温第一部，这让我觉得特别有趣。

　　记者：“三叉戟”各有鲜明性格和成长轨迹。您在塑造他们时，是否有现实原型？

　　吕铮：这三个人物肯定有原型，但创作时我不会依赖单一原型，而是从“量”与“质”的关系入手。接触足够多的人，自然会提炼出“典型人物”或“立体人物”。不能把人物写成平面化的“工具人”或“纸片人”。比如这三个人分别来自经侦、刑侦和预审，经侦会查账，刑侦会抓人，预审会审讯。如果只突出他们的功能性，而忽视他们的前史和人物关系，那角色就会显得单薄。

　　在创作《三叉戟》小说之前，我花了几年时间去打磨这三个人物。为什么要给他们起外号？就是要打破他们“高高在上”的工具人形象，把他们拉到尘埃里，赋予他们缺点。每个人物出场时都在谷底，这样他们才有上升的空间，才有故事可讲，才具备复杂性，也才能引发观众和读者的共情。写三个老警察也是很有挑战的，因为它是反市场的，不是热点，没有“流量”，所以大家喜欢《三叉戟2》，我非常欣慰。

　　记者：陈建斌、董勇和郝平将这“老三位”塑造得太经典了，以至于观众都在催更《三叉戟3》。

　　吕铮：目前，《三叉戟3》还没有计划。观众认可《三叉戟2》，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物有劲道。我相信，好的文艺作品一定是人物立体、人物关系牢固，以人带事。其实，开篇就是爆炸、凶杀、碎尸，这些好写，而我努力做的是把小案件写得精彩，用人物关系之间的变化，来推动小案件的发展。运用抽丝剥茧的小案，让观众看到这三个主人公怎么在案件中各施所长，共同发力。

　　我觉得这可能是《三叉戟2》的一个特色，我们深入生活，从真实中汲取灵感。《三叉戟2》里面的很多笑料，包括真假崔铁军的桥段、将“剧本杀”融入破案的情节，以及结局的爽感，这些都是在真实基础上的艺术升华。

　　《三叉戟2》没有烂尾，这离不开成功的人物塑造。“三叉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们只是普通人。奔跑时，他们会气喘吁吁；面对困境，他们也会被误导。正是这种非典型英雄的塑造，让观众更容易在人物身上找到共鸣，进而接受他们，认同他们的价值观。

　　吸取第一部教训 设计一个让人喜欢的女孩

　　记者：《三叉戟2》中徐蔓这个角色非常招人喜欢，在一部男人戏里，她非常抢眼，请问您是怎么创作的这个人物？

　　吕铮：《三叉戟1》中，师徒四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到了《三叉戟2》，徒弟小吕该如何延续成长？第一部的女性角色不够讨喜，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于是，在第二部里，我们设计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她和小吕截然不同。小吕内敛腼腆，是个技术理工男；而她能文能武，很飒，行动力强，是小吕的“反面”。

　　对于“老三位”来说，徐蔓与他们的人物关系也很有意思。徐蔓是从省厅空降的“光环少女”，她的设定也与“老三位”处处相反：破金杯对应好摩托，年长对应年轻，男性对应女性……形成鲜明反衬。作为“三叉戟”的二徒弟，她一登场就充满个性，与“老三位”展开博弈。

　　从表面看，观众喜欢徐蔓是因为演员演得好，故事写得精彩。但从剧作理论和技术层面看，徐蔓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她为剧情注入了对抗性。第一部里，董虎之所以受观众喜爱，正是因为他与“老三位”针锋相对，又有血有肉。第二部中的徐蔓也是如此。所以，万变不离其宗，回到根本就是塑造好人物。

　　记者：未来是否会考虑以女性为主角的衍生故事？

　　吕铮：我正在创作一部衍生作品，但并非是《三叉戟》的故事延续。小说开篇分为四段，前三段用第一人称讲述三个轻科幻故事，相互交织；到第四段，以第三人称整合线索，形成闭环，推翻前设，制造双重高潮。这种结构极具挑战性，其中一个核心单元是从女警察视角展开的。

　　创作中的“贴地飞行”和“天马行空”

　　记者：因为您多年来从事经侦工作，请问故事中的真实案例和艺术加工，您是怎么平衡两者的？

　　吕铮：很多人觉得我从事公安工作，写公安题材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其实，掌握多少案件并不重要，因为很多素材大家都能从网上找到。但当过警察，就会有一种独特的现场感——你是事件的主导者，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采访换不来的，也是我的独特优势。然而，这个职业也会束缚你，让你不自觉地给自己套上某种限制。

　　所以，我在创作中要求自己把握住两个度，第一个是“贴地飞行”，创作绝不能偷懒。比如，不能只靠闭门造车，躲在书斋里凭空编故事，这样虽然省力又快，但一旦养成偷懒的习惯，写一两个或许还能投机取巧，但写到三五个，作品质量就会断崖式下滑。

　　第二个就是要敢于“天马行空”。创作时，要用旁观者的眼光去看待、审视自己和故事。一位老警察曾说过：“要当好警察，别轻易信自己，也别轻易信别人，只信证据。” 就是说你不能过于相信自己，当警察如此，搞创作同样，唯一要相信的是倾听自己的内心，所有的东西都从生活中捞出来。

　　记者：《三叉戟》系列中三位中年警察的设定引发了观众广泛共鸣。您在创作时是否也想通过他们，探讨年龄焦虑、职场边缘化等社会议题？

　　吕铮：不只是中年危机，现在还有“30岁现象”（30岁左右的职场人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其实，很多危机都源于内心，曾国藩说过，“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我觉得很有道理。守在书斋里、办公桌旁焦虑是没用的，你要主动下场。在文学创作时，要在写作过程中发现问题，一遍遍修改、修正。这可能也是这两年我创作的一个变化，就是我要用灵感作为马车，用技术作为缰绳，驾驭灵魂，让这辆马车跑得更远。

　　《三叉戟》就是一盘“家常菜”

　　记者：《三叉戟2》中，大家除了爱看破案，也爱看“老三位”的互动，您如何平衡“现实主义底色”与“戏剧化娱乐性”之间的比例？

　　吕铮：没有什么比例，我们这剧的定位就是轻喜剧，合家欢。《三叉戟》就是一盘家常菜，就像我出差很久回到家，爱人端上一碗热汤面，既养胃又舒服。我很喜欢《父母爱情》，它讲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展现人生百态，我设想的《三叉戟》也是如此：三个穿着警服的普通人，在办案中看尽世间百态，再从外部世界反观自身。

　　《三叉戟2》中所有故事都是从现实中生发，也就是现实主义底色，至于娱乐性，我们写的毕竟是一个戏，它高于生活，要给观众带来快乐。现在的反馈也让我们欣喜，所有我们当时设计的点，观众都觉得挺有意思，包括结尾的两集。说实话，最让我忐忑的就是结尾。这两集的剧本是在拍摄过半时重新打磨的，因为感觉原来的剧本传统了些，想着能不能彻底颠覆一下，于是我就利用周末去了拍摄地，连续聊了一天多，把框架聊出来了。这个新框架的结尾就是让观众解恨，让警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惩治坏人。当时弄完以后，我担心有点“飞”了，但没想到观众看完以后觉得很嗨。

　　记者：身兼作家和编剧，您认为小说和剧本最大的创作差异是什么？做多了编剧后，对您写小说有什么帮助吗？

　　吕铮：剧本跟小说的差异很大，虽然同属于文学，但小说更注重心理描写，也更个人化。编剧就复杂多了，一部剧可能有上亿播放量，所以得尽量满足大部分观众的审美，要取中，但这并不是要把个性拉平，而是从共性中找不同。小说和剧本虽着力点不同，但一脉相承——人物要立住，人物关系要扎实。

　　编剧经历让我接受了很多戏剧培训，这对写小说帮助很大。以灵魂为发动机，灵感为种子，技术为方向盘，就能更好地驾驭写作这辆车。

　　希望儿子长大后不会羞于和朋友谈起我的作品

　　记者：《三叉戟2》的技术升级了不少，剧里表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经侦水平了吗？

　　吕铮：戏剧终究是戏剧，“真实”也是“伪真实”，剧中那些预审技术、抓捕方案甚至一些奇思妙想，其实都是为了营造办案的“惊险奇特”而已，不是现实的照搬。

　　传统创作是从A到B、从B到C，直至Z，比如从指纹找到嫌疑人，再抓到犯人。对这种套路，观众不再买账。那怎么吸引观众呢？我们在侦破中故意设置误导。比如从A到B推进到W，却发现全错了，再从W回到A，最后从A曲径通幽直达Z。这种反转和曲折，才是观众爱看的，也更贴近生活本真。

　　记者：近年国产刑侦剧逐渐从悬疑猎奇转向职业写实，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吕铮：我觉得这两类作品可以并行不悖,除了追求市场效益，希望创作者能多考虑社会影响，肩负起社会责任，这样的作品才更有价值。我希望儿子长大后看我的作品，不会觉得羞于示人，不会对朋友说“我爸写的都是血腥暴力，别看了”。相反，我希望他能骄傲地说：“看看我爸年轻时写的《三叉戟》，挺有意思的，这老头儿写了另外仨老头儿。”对我来说，这种认可是生活给予的馈赠，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一根针挖一口井 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记者：这么多年来，您的创作都是利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可是非常高产，请问您有何秘诀？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吕铮：我用21年的时间写了20本小说，其实并不算高产。一年写二十多万字，参与编剧，是几十万字。没有秘诀，就是用一根针挖一口井，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我常和儿子说，时间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挤出来的。早年押送犯人从成都回来，坐三十多小时火车，我就在车上写了一万多字。从二十多岁到现在，我的业余时间、节假日和周末，基本都在写作。

　　平时遇到鲜活的人物，我会进行大量采访，但并非功利地为写某部小说而采访。我平时广交朋友，大量接触各行各业的人，从这些交流中汲取灵感，让故事的种子生根发芽，形成作品的框架。我的创作库里有很多“花盆”，接触了许多老警察后，某个“花盆”里突然冒出一颗种子，我便慢慢打磨，最终长成《三叉戟》。我不是为了写某个故事而采访，而是从采访中发现故事，再让它长成文艺作品。

　　所以，时间从来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你能否驾驭自己，摆脱拖延症。写作是对一个人的巨大磨练和修炼，而我写作的动力，就是热爱。

　　记者：都说“文如其人”，一部作品很能反映写作者的价值观。

　　吕铮：是的，剧中对人物的发问，也是对创作者的自问。在《三叉戟1》里，“大喷子”说：“我走了这么久，突然忘了为什么出发。”所以第一部的主题是因梦想而重装上阵；第二部的主题就是如何正视自己，这同样是我作为创作者，需要时时自省的问题。

　　很多人会告诉你该写什么，告诉你哪些题材有热度、哪些内容短平快。但我真正的写作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要找到自己为什么而写，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以及怎样才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这不是夸夸其谈，创作者必须要有坚守，作品才能与众不同，才能不随波逐流。（本版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