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據了解出版社在競爭《鄧小平時代》版權的時候非常激烈,這本書為何受到出版界的高度關注?
          樊希安:在拿這本書的版權的時候,很多出版社都開出了自己的條件努力爭取,我想肯定不都是從經濟角度去考慮的。在市場生存的需求之外,我們的終極目的不是經濟利益,出版人都有一種使命感,我們三聯人也有,體現在《鄧小平時代》這本書上,就是一種出版人的情懷,一種推動社會進步、推動改革深入的愿望。
          新華網:此前關于鄧小平生平記敘的國外引進書籍較少,國內出版物大多由鄧小平生前較為親近的人士撰寫,傅高義從一個外國人的視角敘寫會對國內政要傳記著述帶來哪些影響?
          樊希安:為什么由外國人來寫中國人的傳記?第一,外國人的寫作拉開了一個時空的距離,有一個很好的觀察和評價角度。同時作者作為一位國外研究學者,借助哈佛的研究平臺,搜集資料的范圍更寬,在閱讀和查證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進行寫作,讓他的觀察更準確。而且,傅高義本人堅持獨立創作,保持客觀和公正性。上世紀80年代他曾在廣東居住過七、八個月時間,專門寫了廣東的改革,那段時間他也堅持自費。毫無疑問,他獨到的研究能力和切身經歷也是這本書產生的很重要的因素。

          國內的作者很難從他的角度寫,是因為我們身在這個環境當中,對很多事情的思考都跟自身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不識廬山這么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不容易跳出來去看問題,而我們對于像鄧小平、毛澤東這些歷史人物的評價恰恰是需要一個沉淀的過程的。另外,實事求是地說,跟研究方法也有關系。我們自己研究常常是主題先行,先有觀點再搜集材料,個人主義色彩和傾向很重,而外國人的研究方法是先收集大量材料,再通過材料去發現、認識問題,觀點也是在認識中形成的。而且,作為一個外國人,不受我們意識形態的影響,寫得比較放松,不像我們習慣性的用仰視的角度去寫偉人,他們用的是平視的角度。在我看來國外和國內的兩種研究方法不能說誰高誰低,只是他們獨到的視角和寫作方式確實有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

          新華網:《鄧小平時代》選擇在這個時間點上出版,出于怎樣深層的考慮?
          樊希安:我們選擇在1月18號這個時間節點上三地首發是有很深的意義的。我們此前注意到習近平同志南巡時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強調將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表明了新一代領導集體繼續走改革開放之路的決心。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也說過,不走老路,不走邪路,還是要走自己的路。我們理解就是還是要繼續進行改革開放。這種情況下,一本書伴隨著使命誕生,生正逢時。

          我們本來是可以稍微提前一點,在12月份就可以出版的,但我們一直推到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這個時間節點上,這個重要的歷史政治節點對于我們的時代來講是具有非凡意義的。很多人對鄧小平92南巡講話有著很深的感情,就像我們后來給這本書重新定名為《鄧小平時代》一樣,我們每個人都從這個時代走來,并且現在仍舊處在這個時代里,時代和每個人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三聯書店也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得到了新的發展,我們對于繼續深入推進改革開放也有著強烈的愿望,我想三聯書店有責任參與推進這個偉大的潮流。

          新華網:您預計這本書可能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樊希安:50萬冊在發行當天就被訂購一空,初步調查每天在全國各地銷售15000冊以上,預計總銷售量在100萬冊以上,它引起社會反響的程度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意料。最近有一些國外的評論說到了《鄧小平時代》的熱銷對于推進中國新一輪改革的意義,我想這是社會上對改革的一種渴望,這本書恰恰切中了讀者的需求,它甚至可能會成為一個標志,通過一本書,推動新一輪的改革。
          新華網:學術著作一般較難成為暢銷書,但近年像《舊制度與大革命》還有這本《鄧小平時代》等都是學術著作卻特別暢銷,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從中可以解讀出什么?
          樊希安:我認為有多重原因。首先三聯書店現在出的學術書已經不再是八股的東西,而是“學術的思想,思想的學術”。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就有這樣的感慨,原來學術書還可以這么寫!外國人寫的學術著作,很有自己獨到的內容創新。

          比如在對鄧小平的評價問題上,我們此前的認識都是“總設計師”,而他則認為鄧小平是“總經理”,理由是他所認識的改革開放是一次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歷,其實是沒有藍圖和框架的,也就是沒有設計圖紙,沒有圖紙怎么能說是設計師?但是鄧小平是領導大家干這個事情的,就可以說是“總經理”。這些角度都很有意思,我們不能說他說的不對,但是他的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類似這樣的認識在他的書里是大量的,而且很值得我們思考。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他研究問題的態度比較平和,不靠主觀臆斷,文風也輕松、清新、不講套話、不傷害任何人,力求在平和的態度中做到公平公正。

          新華網:您認為圖書出版與社會時代發展潮流之間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
          樊希安:這里涉及到一個問題,出版人和作者之間的關系。我認為首先起作用的還是廣大的作者,他們作為社會的精英首先要有自己的思想成果。出版人作為一種組織者,要和他們保持很好的互動關系,有時也可以提供自己的角度,來幫助作者更好地完善作品。此外很重要的還有著譯者,我們出版人要感謝他們的努力。我們通過把觀點進行共享的方式,共存共榮,共同推進社會進步。
          新華網:小平同志在外交上對我們影響很深的一個詞是“韜光養晦”,而傅高義先生在《鄧小平時代》這本書里對他外交時個性化和銳利的風格描述讓人印象深刻,您怎樣看待兩種形象的差別?現在有一種聲音認為“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對目前的中國而言是否應該有所改變,您怎么看?
          樊希安:我是這么看的,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是一個國家重要的長期指導思想,和他在外交場合體現出的強硬個性并不矛盾。小平同志在外交場合一直以來都有他個人的風格,在國內其實也是一樣干脆利落的形象。但“韜光養晦”是指導中國外交的一個方針,實際上是說我們在實力還比較弱的時候不要強出頭,而是要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給自己爭取發展的時間。

          現在有人說我們國家已經強盛了,鄧小平確立的“韜光養晦”的政策是否會有所改變。我個人認為,我們國家雖然經歷了較快的發展,但目前仍然處在發展過程中,仍然要堅持這個策略,盡量避免節外生枝。鄧小平時代還沒有過去,他確立的韜光養晦的指導思想也沒有過時,但處理具體問題的時候可以采取更加靈活的策略。我們有些人有時思考問題比較急功近利,有時候會產生一些激進的想法,這對于國家的發展進步有害無益。我們媒體人以及出版人,更是要利用我們的微薄之力推動改革開放,讓“中國夢”早日實現。

          新華網:對于鄧小平的很多問題,在這本書之前沒有公開出版物如此直白坦率的敘述過,在引進這本書的時候有沒有進行一些修改,如何在尊重作者研究獨立性的同時保證準確公正?
          樊希安:我們是沒有改過的,不可能去改。有的地方我們有刪減,是因為作者有些資料比較廣泛。我們與很多黨史會議記錄中更準確的資料對比進行了刪減,大概刪掉有一萬多字。作者認為我們的處理是妥當的,比較滿意。這種處理也讓這部著作更具有權威性。
          新華網:您所理解的“鄧小平時代”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
          樊希安:鄧小平時代最核心的關鍵詞,我認為是“探索前進”。小平同志有探索的勇氣,讓改革得以順利進行,這是我們要充分肯定和堅持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他本人的一些局限性,反映在改革過程中的一些不全面之處,也值得我們進行一些思考。我們每個人現在都處在鄧小平時代里,這個時代還沒有過去。我們現在對他的思想價值和時代意義認識還遠遠不夠,堅持改革的意志還不夠堅定。重新認識鄧小平,可以使我們在改革的路上走得更深入、更穩健、更堅定。
          新華網:這本書大部分都是在介紹改革開放以后的事,關鍵詞就是改革,三聯今年圍繞這個主題還有哪些出版計劃?
          樊希安:今年還有一些,我們前后用三年組稿的吳敬鏈先生的《重啟改革議程》,目前已經在售,也很受關注。像《三聯生活周刊》也會配合改革制作一些專題,拿出一些篇幅討論一些問題。此外,我們還在聯系一些國外的改革方面的著述,已經有專家在寫《蘇俄經濟改革二十講》,看看國外改革方面有沒有值得借鑒的東西。
          新華網:請您用一句話來推薦下這本書。
          樊希安:讀這本書可以明了我們改革的艱辛,增強我們的信心,明確我們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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